奋斗经年,为什么依旧两手空空

中国青年杂志2020-11-20 15:51:59



思考是对自己的尊重。




一位在郑州打工的青年,坐公交车时遗忘了自己的背包。包中有一个笔记本,不是电脑,是纸的,里面记下了他一年的收入和支出。公交车司机捡到了,看了一下,差点哭了,赶紧联系媒体。这是一个相当小的事情,却把很多人看哭了。

 

在网易,这则新闻的评论超过10万条。尽管目前没找到失主,人们还是被这个账本感动了。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账本,详细记录了每个月的收入和开销。在过去的一年,这位打工者共收入92000元,支出76600元,结余15400元。

 


每个月的支出,包括一些固定的开支,比如房租(700元,让北漂羡慕到哭)、生活费(600元),也有一些社交性开支,很多朋友结婚的随礼;还有到女朋友家买礼物,自己父母生病住院等等。这些数字,最终变成76600这个总和。在有钱人看来,这不是一笔大钱,但却把这位“郑漂”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 

记账本中没有故事,但是这些数字本身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故事。在郑州,年收入9万不算低了,但是最后他只剩下15。账目记得非常细,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。


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,各种记账软件不胜枚举,但是这种记在纸上的工工整整的数字,却触动了人心。冷冰冰的数字背后,有一个年轻人的奋斗和挣扎,而他的命运,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。

 


在笔记本的扉页上,他还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做最好的自己”,这好像是李开复自传的书名。最近几年,这句话是最流行的鸡汤之一,不管外部世界如何,首先要做最好的自己。对李开复来说,那可能意味着财富,而对普通人来说,只意味着努力而已。

 

但是,在这个社会中,即便你非常努力,“做最好的自己”,结果可能也是辛酸的。

 

这个账本,就是打工青年生活的浓缩,它太详细,太完整,也太刺痛人了。因此,也有网友怀疑,这到底是不是真的?是不是记者实在没什么可报道的,自导自演,编造了一个这样的账本?这当然有可能。


但是,这个账本的内容,在本质上是真实的,因为在每一个城市,都有很多这样的人。自己努力了,也遵纪守法,但是最终到年底总结的时候,却发现两手空空。

 

这个群体,比所谓中产阶级,收入更低,他们不可能在城市买房。一个年收入9万的人,在郑州却不可能真正安顿下来,只能成为“郑漂”,这就是悲剧所在。就他的账单来看,他有相当多的钱花在亲戚朋友的婚礼礼金上,这有可能是他老家(农村)社会关系的成本,是他无法摆脱的过去和历史。

 


他不算最惨的。前两天我在成都一家医院碰到一个病人,肠胃病,医生开了胃镜等检查单,一共需要交费800多元。这个人没有马上到收费处,因为没有这么多钱。他打电话求助,找人给他汇款过来,但是,那汇款一时无法到账,他就只有在那站着等待,他的妻子站在旁边,同样无助。

 

在这盛世,我们手中空空如也。这里说的“我们”,就是指8590后青年。很多年前,就开始流行“北漂”这个词了,到了最近几年,“郑漂”、“蓉漂”也开始流行了。


不止是北上广,在大多数省会城市,这样的“漂”者正在大量增加。如果说北上深的房价早在几年前就对青年人说“不”的话,大多数省会的房价,现在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了。

 

“漂”在扩散,“漂”在流行。这是年轻人的生存状态,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。房地产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,,它占领了大量话语资源。这些被高房价拒绝门外的青年,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,他们的话语,往往在新闻的评论中。在这个丢账本新闻后面,很多人这样感叹:每个月8000还这样,我们不到5000的怎么活?事实上,有很多青年到年底只剩下几千元。

 

在新闻评论区,他们是“我们又拖后腿”者,或者是某一条发泄性评论的点赞者。他们是亮丽的统计数据所遮蔽的生命。和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相比,他们的精神境遇,更应该引起关注。



这位“郑漂”的账本,没有任何精神或文化消费的内容,没有看电影,也没有去书店(当然,可能并入到“生活费”这一项,但是他每个月的生活费,还不到1000元),不过,就账本书写的认真和工整劲儿来看,他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青年。他还有梦想,或许正是因为这样,他的“努力”看上去才更让人心酸。

 

高房价让家庭条件好的城市青年,重新回归父母的怀抱。省会城市的房价,已经是工作五年内的90后们所不敢奢望的,如果本来就是大城市的孩子,家庭条件还不错的话,父母多半会掏钱帮子女付首付。父母年纪已经偏大,不利于贷款,而90后孩子不得不背负相当重的房贷。


这是一种双重的约束:一方面,父母既然出钱继续供养,就应该对孩子的事业、婚姻有更多话语权,另一方面,超出自己能力的购房,也导致严重的负担。

 

但是和那些漂着的人相比,这种状态已经让人羡慕。不管是“北漂”还是“郑漂”,最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。他们想扎根于工作地,但是生活就像坚硬的地面,同时,他们又注定不能回归老家。


家庭无力帮助他们在所在的城市买房,过去的社会关系,其实已经成为负担:结婚随礼,父母生病,这一切都让他们心力交瘁。尤其是在春节到来之际,他们的境遇暴露无遗:不得不回家了,你又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单?摊开两手,空空如也。



深圳的媒体,春节前聚焦“在深过年”这个话题,因为他们发现,每到春节,这个国际大都市仿佛一夜之间就空了。当然,回家大军春节后还会回来,但是对一个城市来说,很多劳动力处于“漂”的状态,毕竟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。


“圳龄”达到多久,才算真正的深圳人?即使买房居住,也在内心中做到对一个城市的认同都不容易,更不用说那些租房者了。

 

对漂者来说,故乡注定迟早变成他乡,扎根所在的城市,几乎是唯一的出路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,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:如果大量的漂者不能转化为市民,即使有再多的楼盘,也不能算成功的城市化。


买房已经不可能,那么,在市民权利上的平等,就是获得共同体归宿感所必不可少的。一个人可以接受终身租房的生活,但是如果在权利上不能享有平等的“市民权”,就注定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。

 

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,造就了异乎寻常的对故乡的依恋,即使到城市工作,人们仍然渴望安定的生活,这可能是中国城市化中最独特的一面,也是中国房地产得以持续繁荣的原因。


90年代开始,我们就有了“北漂”,到了现在,已经有人写出《漂二代》这样的书,说明这整整一代人,最终都没找到自己的新故乡。那些漂着的人,既然无法安定下来,在思想上的出路,也许就是彻底拥抱这种孤独无依的命运。

 

在中国文化中,这种思想是异质的、新奇的,但是却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。直到有一天,“漂”和春运不再是突出的社会话题,中国也就有了全新的文化。那时候,我们就算真正拥有了这个现代的世界。




选自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第4期.